一九七九年八月，兰州军区门口来了一个八十多岁的河南老人。 他身边跟着女儿，手里攥着一包材料，开口只说找肖华。警卫员问名字，老人报出三个字：卢子美。 这三个字，在许多花名册里已经沉下去四十多年。可电话打到新疆后，正在外地视察的肖华听见这个名字，当即让人把老人安顿好。 老战友还活着。 卢子美不是来要官的。他等了大半辈子，只想把一句话送回组织：他没有离开党。 一八九八年，卢子美出生在河南沈丘李老庄一带的贫苦农家。家里地少，日子紧，可他读过几年私塾，能识字，也比许多同乡更早看见外面的乱世。 二十四岁那年，他离开家乡，投到冯玉祥部队里。 旧军队里，识字的人少，肯吃苦、敢带兵的人更少。卢子美从班长、排长一路做到连长，身上穿的是旧军装，心里装的却不是升官发财那一套。 后来，冯玉祥部在中原大战后失利，第二十六路军被调往江西宁都。名义上是“剿共”，可军中许多官兵都明白，前面是红军，后面是蒋介石的催逼。 路堵死了。 卢子美在部队里不安分。他护过士兵，也挨过军棍。伤重住院时，赵博生来看他。 病床边没有刀光剑影，只有一场又一场压低声音的谈话。卢子美讲自己看见的军阀混战，讲穷人受苦，讲蒋介石反共不得人心。 赵博生听完，把他列入了党组织发展的视线。 一九三一年七月，卢子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几个月后，江西宁都城里，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名官兵在赵博生、董振堂、季振同等带领下举行起义，加入红军。 卢子美的人生从这里改道。 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。卢子美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反“围剿”斗争，在红军队伍里当过团长，也在战火里多次负伤。 到长征路上，他已经不是那个刚从沈丘出来的年轻兵。 红军过湘江，减员严重；到遵义后，部队整编。卢子美后来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红四团团长等职，参加过四渡赤水、金沙江等战斗。 那支红四团，后来被人记住，是因为它总被放在最难走、最危险的路上。 山路、急流、追兵、断粮，样样都压上来。干部和战士身上的衣服磨破，脚底磨烂，仍要往前走。 可卢子美的名字，偏偏在长征途中断了。 一次行军作战中，他与部队失散。身边没有组织，没有熟悉的战友，也没有能证明身份的文件。 对一个红军干部来说，这比负伤更难受。 他被困过，被盘查过，也设法脱身过。出来以后，他到处打听红军下落，往北找，往西找，沿途吃不上饭，就一路乞食。 可队伍已经走远了。 回到河南老家时，他身上还是那个共产党员的心，手里却没有一张能拿出来证明自己的纸。 这张纸，他等了四十多年。 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卢子美不止一次想去找共产党领导的队伍。一九三八年前后，他听说红军到了陕北，又动身北上，过黄河时受阻，只得返回。 一九四〇年、一九四二年前后，他又往大别山、湘西方向寻找。 还是没找到。 他没有说话。 找不到部队，卢子美就在乡下做事。他给贫苦农民讲红军，讲打土豪、分田地，暗里发展革命力量。 解放战争中，人民解放军到豫东一带，他主动靠近工作队，带着乡亲参加农会和支前。后来刘堂一带建立乡政权，他当过乡长，组织交公粮、出民工、抬担架。 一九四九年前后，他带人支援渡江战役。 可他始终有顾虑。老战友找不到，介绍人找不到，红军时期的经历说出来，谁来证明？ 没人证明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卢子美在报纸上陆续看见肖华、杨成武这些名字。他知道老战友还活着，心里动过念头。 可他又把念头按下去。 找上门去，像不像要待遇？像不像要官？他自己心里过不去。 一九五二年前后，他因身体和旧伤离职休养。后来村里办小学，六十多岁的卢子美又去当民办教师。 教室里一张桌、一支粉笔，孩子们喊他先生。谁能想到，眼前这个乡村老人，曾在红军主力部队里当过团长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卢子美再也等不住了。 女儿替他整理材料，写信给有关部门。他要恢复党籍，要把那段断掉的组织关系接上。 一九七九年八月，他来到兰州军区。 肖华从外地赶回后，见到卢子美，眼前站着的已不是当年战场上的团长，而是满头白发的老人。两只手握在一起，四十多年压在心里的话，一下子涌出来。 卢子美说自己掉了队，可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；在乡里培养干部，带着群众闹革命，儿子也培养入了党。 肖华听完，给他作了证明。 这件事没有停在兰州。消息随后传到聂荣臻、杨成武等老同志那里。杨成武熟悉红四团干部情况，也为卢子美的红军经历作证；聂荣臻关心这位失散多年的老红军，推动有关方面落实问题。 老人的心事，终于有人接住了。 一九八二年八月，袁血卒到沈丘看望卢子美。五十一年前，他正是卢子美入党介绍人之一。 病榻前，卢子美已经很虚弱。家人说，老人心里惦记的，还是当共产党员。 他流着泪点头。 一九八三年，卢子美恢复党籍，并享受相应待遇。那一年，他等来的不是荣华富贵，而是一份迟到半个世纪的组织确认。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卢子美去世，终年八十六岁。追悼会上，聂荣臻、杨成武、肖华等老战友送来花圈。 一九八六年清明前后，卢子美墓碑立起。碑上写着几个字